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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源头，寻找根脉。寻找回家的小路。寻找我的魂牵梦绕”文化部前部长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做的诗，是何戍中十余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何戍中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的发起人，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游走在NGO组织发起人和政府部门领导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之间，角色经常性更换，不变的是，何戍中一直在为保护我国文化遗产付出努力。

　　“一个发达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发达的NGO组织。”为CHP付出了十几年的心血，何戍中对NGO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他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需要三大支柱支撑：政府、企业、NGO。“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为人所熟知，而NGO的价值在于推动公平，能够使社会更平衡、全面，回归到社会本来应有的状态。”

　　早在大学就读期间，何戍中即已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学法律出身的他注意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已相对健全，但人们对法律的了解却相对较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更是薄弱。因此，引导人们提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可能是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

　　“起初并没想到要成立一个NGO组织，只是想如何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但后来做了一些工作后感觉到，包括公民社会责任感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都需要提高。而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责任两方面的交汇点，最好的形式就是文化保护的NGO。”

　　何戍中介绍，成立CHP的初衷就是提高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水平，引导民众理解和执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利用多种手段，最终实现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文化遗产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

　　在这样的思路下，CHP明确了自身的角色：“一个经营有方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促进当地社区保护他们自身文化遗产以及在缩小政府政策法规和地方行动之间的差距上起到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我们的环境比10年前好多了。有些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在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十几年走下来，何戍中深切地感受到CHP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

　　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社会，NGO毕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事物。社会保障、人才储备等每个方面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完善过程。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了企业制度，到今天30年时间过去了，仍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NGO的发展同样需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NGO组织需要得到社会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NGO从业人员也在逐步的提升对自己的要求，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双方都能受益。

　　在此前的一次活动上，何戍中提出，理想状态下，做文化保护的NGO组织，北京应该有10个，全国应该有100个，这样才可以充分的发挥NGO组织对文化保护全局的重要作用。

　　“社会进步了，NGO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而NGO的发展也同时推动着社会的继续进步。我想再过10年，情况又会有很大变化，NGO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会慢慢的变好。”何戍中对NGO组织的前景充满信心。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有些NGO组织存在广泛影响力，但在我国，由于发展阶段和国情所限，NGO组织往往并不引人关注，作为一个NGO组织，特别是文化遗产保护的NGO组织更是困难重重。

　　出于对CHP的很高期望，何戍中希望CHP不仅能实现本土化，更能同时实现国际化。这其中，有很多障碍需要跨越。

　　同时，与环境保护等比较起来，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觉醒稍显滞后。这对于NGO组织信息和理念的传播也提出了很大挑战。

　　另外，CHP并不像有些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样，主要是做修古庙等技术比较强的工作。加强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才是CHP的工作重心。

　　“我们跟基层居民接触更多一些，而与人打交道，通常是十分艰难的。这个工作跟修庙等纯技术活儿相比，并不见得简单。”

　　何戍中感叹道，种种困难加在一起，有NGO自身的发展需求，有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环境，以及公众动员和公众教育的挑战，CHP成长道路上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中国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数以千计，CHP可能是其中最贴近基层的一家。”

　　CHP的志愿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最普通的人。何戍中的手机里有工人、农民甚至下岗工人的联系方式，数以百计。

　　发动当地群众保护自身的文化，一直是CHP所有工作的核心理念。勐马档案、北京老城区保护等CHP做过的项目中，每个项目都有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当地普通群众去参加了。他们是项目真正的实施者，但CHP在项目之前并不认识他们。

　　“首先需要的是情感交流。每到一个地方，与当地百姓建立平等、互信的关系很重要。”何戍中认为，与当地百姓相互尊敬、平等的情感交流，是CHP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关系融洽后，才可能谈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每到一个地方，CHP的人都会跟当地的普通居民同吃同住。到了一些贫困人家，吃了他们的东西，会塞几块钱给他们；喝了他们的水，也会塞一块钱给他们。陪他们抽烟、聊天。一点点地建立了友谊，形成了互相信任的关系。

　　尽管这样一来，每个项目的实施时间都会拉得很长，但何戍中认为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不是政府安排、不是企业大投入，社区居民凭什么相信你呢？只能靠我们长期努力建立的友谊。”何戍中说。

　　“我不能说别的机构不这样，但真的很难。”有人说做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只需要半年时间，何戍中则认为，这种观点或者是骗人，或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现在有些机构拿了一笔钱，带几个人，由当地政府安排好，到了地方看一看、走一走就出了一个保护方案。不与当地百姓交流，效果可想而知。”何戍中对这种模式不以为然。

　　“每项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的经费、能力等因素各不相同，所以我们的操作的流程并没有固定的模式，重点是找好切入点。”

　　何戍中举例，汶川地震对地区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社会对该地区的关注。这样在对当地羌族文化进行保护时，无论是经费申请还是志愿者招募都相对容易操作一些。

　　CHP所做的每一个项目，前期都会用大量的时间与当地居民进行情感交流和社区民意调查。

　　首先，CHP会通过种种方法，加深当地居民对所在地区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尊敬，恢复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并博得周边地区居民的尊敬。

　　今后，CHP将着眼于让文化遗产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真正使文化遗产能改善百姓生活。

　　有些项目由于地处落后地区，青年人都到城里打工，当地缺乏有效的组织者。CHP则会努力找出当地现存居民群体中最热爱家乡、热爱传统，同时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组织他们领导地区群众共同参与到相关工作中。

　　电话是云南省孟连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的一个村民打来的。他激动地告诉何戍中，云南省文化厅领导到村子里面视察，看到了CHP组织当地农民成立的手工艺编织协会，大加赞赏，当场拍板决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想象一下，村民看到这么大的官，听到这样的话，会受到多么大的鼓舞。另外乡长、县长看到这一个事情，看村民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了。”何戍中说。

　　孟连手工编织振兴项目是新西兰国际发展署委托CHP所做的少数民族手工艺项目。在CHP的组织推动下，目前当地已组织起纯粹由农民自治的手工艺编织协会。

　　这个协会的特点是全部由普通村民组成。这种纯粹由村民自治，拥有独立账号和独立法人资格的协会在我国非常少见。

　　“许多人都说我们这一个项目做得很成功、很纯粹，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但如果要我打分，最多只能打70分。”何戍中并不满足于取得的成绩，“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协会还能更大一些，能力更强一些，赚的钱更多一些，让文化遗产对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稍一闲下来，何戍中喜欢开车到北京老城里，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只带一瓶水，安静地待上两个小时。这在他看来是最大的享受。

　　“现代人有时太忙，有时又太闲；有时太自信，也有时轻浮乏味。很多人缺少的就是一种安静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只有经过数千年沉淀的文化才能提供给我们。”何戍中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的不单单是文化遗产本身，更是为保护我们心中那一块安静的净土。